日前，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辦公室會同中央紀委辦公廳對3起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典型問題進行通報。其中提到，在中央印發《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部署開展精簡優化基層考核工作后，2025年綏化市公安局仍以“戰況統計”為名，面向基層公安機關變相開展考核。考核體系龐大繁雜，市公安局機關各部門各單位均對縣級公安機關開展考核，共制定幾十個考核細則，其中一些考核指標不夠合理精準。為完成考核任務，基層公安機關需要報送工作臺賬、會議照片、宣傳稿件、手機截圖等大量佐證材料，負擔較重。

推行痕跡管理，其本意是指在工作中通過保留文字、圖片、視頻等資料，有效監督干部對工作的落實。但凡事有度，過猶不及。過度迷信痕跡管理，就可能異化為“痕跡主義”。比如，有的地方層層提要求、處處要痕跡，導致一些基層干部把留痕當主業，到群眾家走訪，不是和群眾交心談心，而是讓群眾配合拍照、填表；有的地方以痕跡論英雄，把痕跡作為評價工作成績的主要標準，誰能提供種類齊全、數量充足的留痕材料，誰就更容易得到上級肯定，導致一些地方基層單位把痕跡當實績。

在各級黨委政府下大氣力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為基層減負松綁的今天，過度留痕現象為何屢禁不止？一方面在于一些上級部門檢查考核時脫離實際，評比時注重形式，檢查時依賴臺賬，開會多、研究多分值就高，對工作的結果反而不太重視。另一方面，有的黨員干部奉行只唯上不唯實的政績觀、權力觀，唯“領導重視”而行事，將群眾利益訴求拋在一邊，不切實際地要求所有工作環節都有痕印證、有跡可查，可謂本末倒置。此外，也和一些單位部門“拍腦袋”增加考核項目有關。比如此次通報的綏化市，有的縣在綜合考核中將違規開展的創建示范活動納入指標體系，有的鎮村為迎考需準備大量臺賬資料，加重了基層負擔。

痕跡管理異化為“痕跡主義”，病根在上面。上級單位既要在痕跡要求上做好減法，也要在痕跡管理上更科學合理，以此倒逼廣大基層干部重“績”留“心”，把工作重心用在服務群眾，讓群眾滿意上。（李瑛）